热点丨丈夫伪造结婚证与第三者做试管婴儿，女子起诉上海医院：离婚维权与胚胎处置的法律空白

2025年，上海的朱女士罹患肺癌在家休养，意外发现丈夫竟伪造结婚证，与第三者在医院成功培育了冷冻胚胎。当她持真实结婚证前往医院要求销毁该胚胎时，却被医院拒绝，朱女士遂将丈夫、第三者及医院⼀并起诉至法院。更让她寒心的是，庭审前夕，丈夫突然主动起诉离婚，还刻意隐瞒名下公司资产，提出按月分期支付财产分割款，步步压缩她的生存与治疗保障。事件曝光后引发全网热议，很多人提出疑问：遇到配偶伪造证件、私下和第三者做试管婴儿、隐藏公司资产，普通人到底该怎么维权？

01 婚姻过错界定：伪造结婚证用于婚外生育，法律如何认定？

结婚证属于法定国家机关证件，朱女士的丈夫伪造、使用假结婚证和第三者办理辅助生殖建档手续已构成行政违法，本案中公安机关已作出行政拘留处罚，该行政处罚文书是认定丈夫行为违法性的核心证据。

从婚姻法律层面，丈夫的行为同时构成《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第五项规定的“有其他重大过错”。该条款的适用要点在于，过错行为须达到重大程度，即其性质与恶劣程度应与重婚、与他人同居等法定情形相当。朱女士在身患重病需要照料休养的阶段，丈夫伪造结婚证与第三者共同实施辅助生殖并成功培育冷冻胚胎，该行为不仅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更直接冲击了婚姻制度的伦理基础与法律秩序，性质恶劣程度不亚于法定情形。无过错方朱女士可在离婚诉讼中提交行政处罚记录、医院辅助生殖建档材料，形成完整证据链，请求法院确认男方构成婚姻内的重大过错。

02 财产分割权责：丈夫刻意隐瞒公司资产该如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离婚时发现对方隐瞒财产，是许多人在婚姻破裂时最无力面对的情形之一。自己连家里到底有多少钱都不清楚，对方名下藏着公司、股权、经营收益，却用一句“公司不赚钱”就搪塞过去，等回过神来，财产早已被悄悄转移。朱女士的遭遇正是如此——丈夫名下明明有公司资产却刻意隐瞒，还提出按月分期支付分割款。

面对这种情况，法律并非无计可施。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上述行为的，还可以再次起诉请求分割。本案中，妻子若主张丈夫名下的公司资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重点收集以下证据：一是证明股权或出资取得时间的证据，如工商登记档案、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证明股权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二是证明出资来源的证据，如银行转账记录、出资证明书等，证明出资款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三是证明公司经营收益的证据，如财务报表、分红记录、审计报告等，证明公司存在可分配利润。

03 探讨司法维权：使用夫妻共同财产支付婚外生殖费用，妻子能否追回？

朱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她将通过司法途径追索丈夫擅自使用夫妻共同财产用于第三者试管婴儿培育的开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七条明确规定，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中，丈夫向医院支付其与婚外第三者实施辅助生殖的费用，其法律性质可能不同于典型的“赠与”——该支付行为或可理解为系为第三者自身利益而负担费用，而非将财产利益直接转移给第三者。那么第三者是否因此构成不当得利，并负有返还义务？

从司法实践来看，当支付对象所提供的服务具有高度人身专属性，且该服务的实际受益人为婚外第三者时，部分裁判观点倾向于认定相关费用系为第三者利益而支出，进而可能构成不当得利。例如（2022）豫0223民初1521号案件中，法院即认定丈夫为第三者支付的“孕婴用品及妇幼保健支出”直接使第三者获益，侵害了妻子的财产权益，并据此支持了返还请求。然而需特别指出的是，该案所涉费用与本案中的辅助生殖医疗费用在服务内容、支付对象及受益方式上均存在一定差异——前者为商品及一般医疗服务的购买，后者则涉及高度专业化的生殖技术操作。因此，该案例虽不宜直接类推适用于本案，但其分析思路仍可为类似问题的探讨提供有益参照，有助于我们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及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等角度作进一步思考。

04 胚胎处置困境：原配妻子能否要求销毁婚外培育的冷冻胚胎？

本案中极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是：朱女士作为合法配偶，是否有权要求医院销毁丈夫伪造结婚证与第三者培育的冷冻胚胎？在（2021）粤0811民初406号案例中，法院认为冷冻胚胎“是一种具有发展为生命潜能的特殊之物”，提供胚胎必要要素的一方天然拥有对胚胎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胚胎处置权通常以合法婚姻关系为前提，归属于提供配子的夫妻双方。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朱女士并非胚胎配子提供方，因此不直接享有基于亲权和人格权益的胚胎处置权；同时，胚胎系丈夫与第三者的配子结合而成，从生物学来源上，朱女士与胚胎并无直接关联。这就形成了一个法律困境——违法培育的胚胎，其处置权究竟归属于谁？目前实践中尚无完全相同的判决案例可供参考。在此就冷冻胚胎的处置权作出法律分析如下：朱女士若主张销毁胚胎，将在法律上面临着这些障碍：一是主体资格障碍——她并非配子提供方；二是请求权基础障碍——现行法律未明确赋予配偶对婚外胚胎的销毁请求权；三是执行障碍——即便法院认定丈夫的行为违法，如何强制执行销毁胚胎也缺乏明确的法律程序指引。

本案目前仍在审理中，法院将如何回应这一问题尚无定论。我们会持续关注本案后续进展，并在判决作出后进行解读。

05 延伸问题探讨：认定出轨丈夫构成重大过错，能否直接起诉第三者主张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八十七条规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应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该条规范含义在于：离婚损害赔偿是基于夫妻身份关系产生的内部救济机制，请求权基础在于配偶一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其责任主体具有特定性。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中，单纯以对方插足婚姻、破坏夫妻感情为由，起诉第三者主张精神损失费，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法律里的夫妻忠实义务只约束夫妻二人，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追责对象仅限自己的配偶，不能向外延伸到第三者。但这并非代表第三者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若丈夫未经配偶同意，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花费在第三者身上，该处分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依法认定无效，无过错方可以单独起诉第三者，要求全额返还相关钱款。

结语

法律何以护佑婚姻？假结婚证培育的胚胎，既是对二十载婚姻的背叛，更是对方对法律与伦理底线的公然挑衅。而朱女士的选择——不沉默、不屈从、不放弃，恰是对法律尊严的最好回应。本案也揭示了一个亟待立法回应的现实问题：当辅助生殖技术被滥用，法律应当为受害配偶提供怎样的救济路径？这不仅关乎个案正义，更关乎婚姻伦理与法律秩序的边界。